油画《八七会议》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搞汪蒋合作，公开同中国共产党决裂。

面对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共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出席会议。当时年仅23岁的邓小平，以中央秘书的身份列席了这一会议。

会议的主要目的只有七个字：挽救革命，挽救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会址：汉口三教街41号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因为白色恐怖严重，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作为中央秘书的邓小平为会议的保密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保密改名。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1927年六七月间，大革命面临失败之际，年轻的邓希贤来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武汉，报到后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的工作，主要管理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任务，并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这次他参加筹备并列席了党的八七会议，在此期间，为了保密的需要，他把名字改为邓小平。

严格选定会议地址。邓小平接受瞿秋白、李维汉交代的任务，积极筹备这次紧急会议。在会址选择上，为了安全，他想方设法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同有关人员将开会的地点选在汉口德国租界内一个俄国人居住的洋房楼上。这个地方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幽曲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屋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能迅速撤离。

谨慎发出会议通知。在当时的形势下，发出会议通知是极为慎重的，要是稍有疏忽，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邓小平再三嘱咐熟悉武汉街道的代表自己前往，其余的则由交通员带领前往，并反复交代哪个代表从前门进，哪个代表从后门进，工作特别细致，考虑非常周到。

保障代表们吃住的安全。邓小平负责接待代表和安排食宿。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一切从严、从简、从快、有效。8月上旬的武汉，是酷暑季节，但因为形势险恶，为了保密，开会的地方，代表们只能进不能出，房子的门窗整天关着，不透一点风，闷得像蒸笼。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吃点干粮。为了防止中暑，邓小平安排给与会者每人发一包仁丹（人丹），这是当时力所能及的防暑措施。

为保密全封闭工作。为了使会议秘密、安全、顺利地进行，邓小平作为工作人员，带着小行李卷儿最早进入会场，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只开了一天，但他却为此在那幢房子里整整忙碌了六天，促成了八七会议的胜利召开。

（部分内容参考自《保密工作》1997年11期《邓小平与八七会议的保密工作》一文）

来源：保密观作者：高健